农家的信仰性文化是整个乡村文化建设的底子,关切农村的文化消费难题

农村葬礼上演“脱衣舞”,反映了农村文化价值失范与文化生态失衡的双重症候,文化消费缺乏健康引导,文化市场会因此而野蛮生长

文化产品必须承载符合农民口味的价值、情感,才能打动农民的心灵。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最近被广泛关注的农村葬礼“脱衣舞”事件,就以“至死”的娱乐方式深深刺痛着我们的神经。

当前,随着农村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农村出现文化边缘化现象,农村文化建设被一些官员置于经济建设的从属地位,社会不良风气大肆向农村转移,优秀传统文化被抛弃和丢失,低俗文化沉渣泛起,几千年来自治的、礼让的、温情的乡土不见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肥沃土壤趋于干涸。尽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下拨大量文化专项资金用于建设公共文化设施,但收效不容乐观,很多基层文化设施成为摆设,官方组织的文化活动由于与群众实际需求有差距,群众对此并不热心。在此背景下,出现葬礼脱衣舞等低俗现象和农家书屋无人问津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

“脱衣舞”这种娱乐表演即使在文化消费尺度极为开放的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只允许成年人在有限的特定的娱乐场所花大价钱才看得到。而文化部通报的案例却显示,这种“大尺度”的娱乐活动正在我们农家大院的草台上公然上演,台下张望的面孔里有许多还稚气未脱。如果追寻一下此类表演的文化消费历程会发现,这些“脱衣舞”早些年是在城市的歌舞厅或城镇集市上屡屡上演的,随着城市文化消费治理力度的加强,逐渐“转战”农村基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种畸形文化生态。广大农村不仅是中国人的乡土家园,也是中国文化乡愁的根基所在。并非个案的葬礼“脱衣舞”现象,敦促我们反思当下的文化价值生态,关注农村的文化消费问题。

其实,农民对于超出个人、家庭和村庄范围的公共文化活动并不排斥,这可以从各地农村庙会的繁荣景象中得到印证。为此,就有必要加大投入,强化文化阵地建设,扶持农村的公共文化组织和开展集体文化活动,从而避免农村文化活动的无政府状态出现。比如乡村儒学的实践就收效良好,使得家风和村风发生了显着变化,遏制了乡村的价值真空和底线持续失守问题。又如,广场舞健身活动在很多农村已经蓬勃开展起来,其设施并不需要投资太多,基层政府完全可以给予大力扶持。

首先,葬礼“脱衣舞”现象反映了农村文化价值失范与文化生态失衡的双重文化症候。在传统的乡土文化社会,很难想象会有这样“赤裸裸”的文化娱乐出现。在我的农村生活记忆里,葬礼是慎终追远的严肃仪式,是不可以笑闹的,即使是“老喜丧”,也禁止不严肃的娱乐。这在传统乡俗文化语境中,既是发自内心的自律,也是集体性的他律。而身处巨变的时代,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流动,许多乡村规范和乡村礼仪在利益的侵蚀下日渐萎缩乃至消亡,带来文化价值失范和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今天,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传承与生态重建的时代重大主题,找回曾经诗意的乡村,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其任务可能更为艰巨。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换言之,信仰文化对整个文化建设具有决定作用,农民的信仰性文化是整个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这是因为信仰既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共问题。一个社会只有确立了共同的认同,获得了共同的精神维系,该社会才会在这个信仰的联结下保持稳定和发展。当前,农村传统伦理受到猛烈的冲击和动摇,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世俗化局面使得农民产生伦理的混乱和价值的失准,其精神生活异常空虚,信仰日益碎片化,个别农民把信仰转向了宗教,“黄赌毒”问题也在农村有抬头倾向。